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书籍和杂志的品种增加，现代印刷技术和装订技术催化了现代装帧艺术的起步。其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逐渐从以往偏重制作工艺的窠臼解脱出来，向平面艺术领域拓展。期刊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使美术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迅速进入大众社会，艺术期刊的内容和装帧形式，也相应适合社会和读者的需求。传统“线装书”和新式“洋装书”新旧杂陈，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书籍装帧艺术中，既有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精神的继承，又有欧洲书籍装帧形式及欧洲绘画中的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中国老艺术期刊封面设计“最初的样态”中，我们还能够发现两个独具特色的现象。一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许多文化人士积极参与艺术类书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除了画家们的努力以外，这一时期作家们直接参与书刊的设计成为一大特色。鲁迅、闻一多、沈从文、艾青等都设计过封面。他们当中有人还学过美术，设计风格从总体上说都没有脱离书卷气。这与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大有关系。丰子恺先生以漫画制作封面，堪称首创，而且坚持到底，影响深远。关于文化书刊的封面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排斥吸收外来影响，更不反对继承民族传统。鲁迅先生的封面设计非常尊重画家的个人创造和个人风格，团结在他身边的青年装帧家有陶元庆、钱君匋、孙福熙等人。在封面设计中，鲁迅不赞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他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

在美术家方面，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参与艺术期刊装帧设计的专业人士。设计人员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美术家、本土商业美术家和传统画家组成。设计内容以西洋艺术、传统美术、美育时尚、时事漫画为主。以美术教育、社团和展览活动为创办和出版的动机，与其他美术书籍相比，中国早期美术期刊数量较大，传播频率快。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的艺术家先后有陶元庆、丰子恺、陈之佛、庞薰琹、钱君匋、倪贻德、方雪鸪、蒋兆和等人。

庞薰琹于1932年参加决澜社第二届展览会的作品《构图》，以几何化处理将七位人物贯穿并分布于画面之间，其中中央位置的人物手持手风琴，预示着某种音乐感与画面构图的联系，同时在相关造型处理上隐约地结合了某种立体主义的语言元素和特征。该幅作品以同名刊于“决澜社第二回展览会出品”的专栏中，发表于《时代画报》第五卷第一期，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3年11月1日出版。在1933年同年，庞氏类似《构图》画面效果的另一幅作品，作为封面书衣作品，刊登于现代书局1933年8月发行的《现代》第三卷第四期中，形成了相关的视觉震撼与醒目的效果。

1935年，庞薰琹的又一作品也被命名为《构图》，入选决澜社第三届展览会。该作品比两年前的《构图》在内涵上增加了更多寓意，在人物造型和机械造型，以及相关场景的处理方面，更为明晰和直接地运用立体主义几何化的语言手法。此如傅雷先生所评述：“他把色彩作纬，线条作经，整个的人生作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他观察、体验、分析如数学家，他又组织、归纳、综合如哲学家。……他以纯物质的形和色，表现纯幻想的精神境界：这是无声的音乐。形和色的和谐，章法的构成，它们本身是一种装饰趣味，是纯粹绘画（PeinturePure）。”

相比之下，庞氏该作品在相关决澜社展览的专栏发表记录中，皆呈现黑白版的发表着录记录。在1935年出版的《良友》画报第111期中，有“决澜社第三届画展”专栏，其中也发表了庞薰琹这幅作品。

原本独立的架上艺术作品，具有包含立体主义在内的现代艺术探索的纯粹性和实验性，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转化为大众媒体传播的书衣封面，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传播。其较为典型的事例：一是1932年由上海摩社于9月11日出版《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二期封面，刊登了毕加索的作品，该作品具有早期立体主义变形的特点。二是上海摩社1932年11月11日出版《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八期封面，刊登了立体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莱热的作品。选择以立体主义的几何图象为主要的设计元素，运用简洁的变形造型手法，突出其中几何图案的视觉感染力，形成了鲜明而生动的设计语言特点，由此呈现出分析立体主义的某些语言特征。

这两个典型的中国版本的立体主义封面艺术事例，表明了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本土上实现了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对接。其背后的事实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中国艺术设计领域，现代主义艺术设计是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流向，其中特别是有关立体主义的抽象化和简洁性的几何图形造型风格，对于专业画家的创作和设计有所影响。

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对接背后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从事于相关书籍和期刊设计家们，已经对于包括立体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艺术的积极参与和应对，而且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大众传播的渠道，更为自由和大胆地运用相关的现代主义语言形式。

钱君匋在30年代用立体主义手法画成《夜曲》的书面。钱君匋在介绍他的装帧技巧时说：“我在30年代也曾经积极吸收西方美术的风格，用立体主义手法画成《夜曲》的书面，用未来派手法画成《济南惨案》的书面。设计过用报纸剪贴了随后加上各种形象，富于达达艺术意味的书面。”陈之佛先生从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设计封面起，到为天马书店作装帧，坚持采用近代几何图案和古典工艺图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总之，关于“书面的几何感”的分析，其实是给予我们一个认识和思考的视角，以此解读民国时期的书面艺术所呈现的丰富艺术资源，其中对于现代主义的接纳和包容，以及其参与人员的多元复合性，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认识程度。应该说，这是我们解读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实践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