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电影

发布时间:2020-04-09    

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很多海外博物馆不得不宣布紧急闭馆,也令不少原计划将在国内举办的海外引进展览不得不延迟。若想一窥西方艺术大师的神采,别忘了还有艺术家电影这把钥匙——卡拉瓦乔、伦勃朗、梵高、雷诺阿、毕加索、达利、蒙克、夏加尔等很多世界艺术史名家的故事,都曾被搬上银幕,甚至有的还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

它们中的不少影片,或多或少带有戏说的成分,并非关于艺术家的严谨传记。而这些虚构与想象却又是让人愿意相信的——真正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或许也正在于其予人的无尽遐思。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电影,打开了另一扇通往艺术世界的门,让人们看到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以外的人生风景、情感底色,从而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更为丰富的理解。

一幅神秘的画,一个欲言又止的回眸,牵引出一段故事

有“北方的蒙娜丽莎”之称的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幅比八开纸大不了多少、油彩都已干得开裂的油画,画中少女的惊鸿一瞥仿佛摄取了观者的灵魂。她究竟是谁?是维米尔的女儿、情人还是帮佣、友人之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个人?猜想绵延了三四百年。与这位少女同样神秘的,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他的艺术光芒广泛被世人看到,与其生活的时代相隔约两百年;关于他可考的生平,短短几行便已写完,满是留白,且疑点重重。

“寡姐”斯嘉丽·约翰逊搭档“脸叔”科林·费斯、上映于2003年的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正由这幅同名名作的神秘幻影牵引出来,可被视为纯属“戏说”的维米尔传记。就在画作问世的1660年代,阴暗潮湿却典雅幽静的荷兰小镇德尔夫特,家境贫寒的少女葛丽叶来到画家维米尔家做女佣,故事发生了。葛丽叶沉默寡言、天性敏感,终日战战兢兢地在夹缝中讨生活,一次误入阁楼画室,瞥见主人的画,眼里突然有了光。她小心翼翼地打扫画室,久久端详着画室里那一幅幅画,却不轻易擦除玻璃窗上的灰尘,她深知,这些灰尘也将影响主人作画时光线的强弱。靠卖画维持家中地位的维米尔,处处忍受着妻子、岳母的颐指气使,过得也并不如意。他渐渐察觉到葛丽叶强烈的艺术天赋,并为之惊喜,于是教她调颜料,教她用画家的眼光看世界。

在葛丽叶与维米尔之间流转的,与其说是一种暧昧的情愫、克制的爱意,不如说是一种惺惺相惜、彼此理解。百转千回,最终交汇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他为她打耳洞,帮她拭去溢出的血,挂上那颗举世闻名的珍珠耳环,用画笔定格下这一刻令人窒息的美。这样的画外故事,尽管出于想象,却不禁让人相信。画中,少女侧过身来,嘴唇微张,仿佛欲言又止,珍珠耳环则是纯洁的象征——近年来对于这幅名画的研究中,多数推测的确指向少女与画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情感。

男人与少女相拥的画面,成就了一种深情的想象

同样以名画为灵感展开艺术家传记,电影《埃贡·席勒:死神和少女》带有更多历史可考的成分。这是奥地利导演迪特尔·贝尔纳以年轻男演员诺亚·萨维德拉为主角拍摄的,上映于2016年。片名中的“死神和少女”,来自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的同名名作,也是影片至关重要的线索。


《死神和少女》一画中,死神被塑造成一位身穿黑袍、面色枯槁的男人,正俯身前倾,靠向少女;少女一袭红黄相间彩衣,跪在死神面前,紧紧抱住他,眼神中似有无限依恋。有艺术史学者推测,画中的死神其实就是席勒——这张脸与席勒本人十分相似,而少女是席勒的模特兼情人瓦莉。这幅画创作的年代是1915-1916年,正值席勒与瓦莉分手,转头娶了白富美伊迪斯。席勒与瓦莉分手的原因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是,席勒选择伊迪斯,是出于经济等方面的现实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席勒放弃瓦莉是不得已而为之?影片就是循着这样的猜想展开的。

席勒画女人,有如梵高画向日葵,他用有着神经质般线条和强烈对比色彩的手法画了太多的女人。因而,席勒与女人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解读其艺术作品的关键。影片总共讲述了席勒与四位女人的爱恨纠葛,其中他与瓦莉的故事是最有戏剧性的。他们是在克里姆特的画室相遇的,当时,瓦莉还是克里姆特的模特。可当她的目光与席勒相对时,犹如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瓦莉陪伴了席勒四年,除了做席勒的模特,还帮他与画商周旋,为他出庭作证,即使在他被羁押的至暗时刻,也对他不离不弃。最终他们还是决裂了,席勒画下属于他和瓦莉的《死神和少女》。

一开始,这幅画其实名为《男人和少女》。1917年,当席勒在筹备个人画展时,这样的消息传来:加入一战医疗队伍的瓦莉因感染猩红热而病故。于是,他默默将这幅画作的标签改成了《死神与少女》。他是将自己当成杀死瓦莉的那个死神了吗?他对瓦莉的懊悔与思念似乎尽在不言中。正是这个桥段,赋予影片最大的情感张力。当然,这很可能只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诠释。影片对于画家人生的展现,也似乎局限于私人生活的窥探。

知晓了“野玫瑰”的传奇人生,便读懂了她瑰奇魔幻的自画像

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画,似乎早已与她那跌宕、坎坷的人生合二为一。她最以自画像闻名,像是将自己看成一个私人世界投射在画布上。想要读懂她的画,明白为何就连毕加索面对她的自画像都自叹不如,由朱丽·泰莫执导、2002年上映的传记电影《弗里达》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口。影片穿插的超现实与蒙太奇手法也十分有趣,恰与弗里达瑰奇的画作形成互文。

“我的生命经历了两次事故,一次是车祸,另一次是认识了你。”弗里达对迭戈·里维拉说的这句话,可谓影片交织推进的线索。18岁那年重大车祸带给弗里达的,是一连串肉体上的创伤:脊柱、锁骨和两根肋骨断了,骨盆有三处破裂,金属杆从右侧贯穿身体,右腿十一处骨折,脚被压碎……她的身体断了又接,接了又断,活像一幅拼图。而与墨西哥国宝级画家迭戈长达近三十年的情感纠缠、相爱相杀,则给她的心灵世界带来无尽折磨。尽管弗里达的自画像被认为富于超现实主义的魔幻色彩,她却说“我画的是现实”。其实,她只是把生命里经历的那些伤、痛、惊、惧统统幻化成横空出现的意象,这令她的自画像是那样独一无二,诚如影片中迭戈所评价的“她的画犀利又温煦,坚硬如钢铁,柔美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苦难”。

影片对于弗里达艺术创作方面的着墨不多,然而通过呈现这位长着“一字眉”墨西哥“野玫瑰”的传奇人生,观者能够从中感受到渗透在其绘画的丰沛的生命力,强烈的自我意识。且看影片开头和结尾均出现的这样一幕:46岁那年,弗里达首次个展即将举办之际,医生再三叮嘱病重的她不得下床,展览开幕当日,她竟然穿着标志性的红色墨西哥盛装请人将自己连人带床抬去“亲临现场”,来宾都惊呆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倔强,怎样的狂放。

来源:文汇报